口述人：陆昭怀（陆维钊次子）录音整理：刘畅；文字整理：黄修珠

对于中国近代书法教育史，特别是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史，很多人可能还不很清楚，尤其是当初筹办高等书法教育的历史，现在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包括当时有的学生。如潘天寿先生访日归来后即到韶华巷找我父亲商议守护中华书法国粹，立誓完成周总理提出的要求，一定要为国家培养出一批高水平书法教育人才等情况，连沙孟海先生都不一定知道。

前段时间中国美院一位教授也曾跟我谈到一个情况，在最近一次全国会议讨论高等书法教育问题时，几乎所有参加的人都只是谈到首都师范大学欧阳中石先生的教学成果。确实，不可否认欧阳中石先生的成就，但是中国美院的高等书法教育也有不一样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各有侧重，一个是在艺术和创作技术方面研究多些，一个是在文字学和史学方面研究强些。但从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史来讲，毕竟是中国美院首先创办了书法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教育体系，而且至今仍为全国各高等院校书法专业教学所参照。我们有许多问题是在前辈的基础上才取得成果的，因此我们不能忘了一定要从当初的历史背景去思考，从而能更完整地把书法高等教育整合起来。只有大家心齐了，我们才能守住我们的根，守护好中华书法瑰宝。

自20世纪初，因硬笔引进继而取代毛笔，书法教育渐遭废弃。至中叶，我们面临翰墨艺术将失传，日本欲趁机撷取我中华书法瑰宝的危险境地。周恩来总理敏锐地警觉到，此将危及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为此提出一定要培养出我们自己的人才，要跟日本竞争。潘天寿先生和我父亲也因此立下誓约：一定要为国家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书法教育接班人。责无旁贷！

我们现在还是要有这种责任感。如果说我们搞派别，南方派、北方派，今后我们可能会毁在这上面。所以我们必须提醒警示自己：一定要牢记当初的历史，不忘初心，树立老一辈这样的责任感，继续守护好我们的国粹！这也正是现在所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活动对我们高等书法教育工作提出的最现实、最贴切的指导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久守卫好中华书法国粹。

其实，当时周总理警觉地发现我国文化安全问题后，即要求文化部派专家赴日考察，并指示：一定要培养出我们自己的人才，要跟日本竞争。而潘天寿院长受指派访日时目睹了这一切，则一回国就找我父亲来商议，并立下誓约。这正是响应周总理号召，正式发起了一场悄无声息的（保卫中华书法国粹）的文化保卫战。

那时（1961年），因潘天寿先生在文化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教材编写会议”上首先提出：建议在艺术院校开办书法篆刻专业。对此，文化部很重视，批准在浙江美术学院首先试办。1962年浙江美院在中国画系筹组书法刻印科，并于1963年暑期接收首届两名学生，正式开课。也就在这年年底，潘天寿院长受文化部指派，以中国书法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参加赴日本文化交流和考察的。

当时在考察中，潘天寿院长目睹了中、日两国书法教育及普及现状的迥然反差，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促使他回国后即焦急地赶到我家，来跟我父亲商议怎样更快办好书法篆刻专业教学，完成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要求：尽快培养出一批书法专业人才，与日本竞争。期间，我父亲则回忆了1958年、1962年两次接待日本书法代表团团长西川宁的情况。我父亲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当初西川宁先生讲到他已来中国很多次，只为考释中国西域出土文物中的几个阙字。他是一个学者，对中国书法史发展过程钻研已久。他手上有很多我国西域楼兰等地出土的竹简帛书残片资料，但上面有些文字或缺失或模糊不清。为了释疑，他坚持不懈地到中国寻访学者，可见他的钻研精神之深。但正是这件事，说明了书法的根是在中国，所以他才会一次次到中国来探究。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当时西川宁到杭州西泠印社，正好我父亲接待了他，很顺利地解答了他提出的三个疑问，他感到很惊喜，说他已到访过中国好多个文化古城，包括北京、西安、上海、南京、广州等，都没能满意解惑。为此，他当即提出邀请，希望我父亲能去日本作访问讲学。但是，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故父亲就没有答复他。西川宁回日本后又专门发来了正式邀请函。那时我哥在上海读书，身边男孩就我在，正读高中，父亲就拿邀请函来跟我商讨，想听听我的意见，怎么处理好。而我，也没有想到父亲会问我，我还是个高中生。于是，我就这么思考分析：第一，对方的背景我们不清楚（当时不像现在可通过网络查询）；第二，（那时）中日还没有建交，没有办法出境，要去也必须经过第三国才能到日本，这样就很困难。我考虑后就讲：“还是冷处理吧！也就是不作回信。”结果，父亲也同意这意见，他采纳了。还幸亏没有回信，此后也就隔了三四年，“文革”开始了，如果当时回了信，我父亲肯定就会在运动中遭殃。

当然那邀请函，因已决定不回复，父亲也就处理掉了。如果保留下来，“文革”中也会有麻烦。我父亲的很多日记（全是用毛笔写的），都是那个时候毁掉的，很可惜，现只留下了一份《日寇金山卫登陆罪行记》为不忘此国耻。

不过后来父亲也跟我讲到，他接待西川宁时的感受，当时就如同两国对阵（或是围棋对弈），能否解答这些问题，不光涉及个人的面子，更是关系国家和民族的面子。所幸年轻时得益先师王国维、柳诒徵先生指导文字学研究，且长期关注着新出土文物相关阙文的文字考释。但当我问及西川宁问了哪三个阙字时，父亲却岔开话题不谈。此后我曾又问过两次，父亲仍总是岔开不答，给我留下了这个谜。我也曾设法寻找当时的日文翻译，终未成功，于是我猜测父亲应允过对方给予保密，文人间会守诺的。后来，在网上查阅到，西川宁先生曾于1960年完成了一篇博士论文，后整理发表，曾轰动日本学界，则正是《西域出土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联想父亲接待西川宁先生时曾赋诗相赠：

日本书法团来杭索书，漫应二绝：

两国文化旧有缘，

人民相契自天然。

东风后约君休吝，

来共西湖一泛船。

如图7所示，教堂广场区域的像素点(图7中的黑色)与主回归线相离，处于整体像素点的下部区域，且其形成的轴线与主回归线的斜率相差较大，无法相交.表明教堂广场区域的视域可见度与全局整合度的相关性较差.随着区域的不断发展，如果放任其自由发展，不断增长的全局整合度所伴随的将是视域可见度的下降，广场空间与周边空间之间的关联性将进一步降低，对游客视线产生阻碍，从而降低空间的使用质量，使其成为容易被人遗忘的空间，这是教堂广场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

挥来翰墨更从容。

临歧欲赠无他语，

要为和平制毒龙。

又

1962年6月第二次来

嘉宾海外宿鹰扬，

斯邈锺王各擅场。

最喜他山攻错益，

后期相会富春江。

西川团长有此意

来去西湖似御风，

归航明日太匆匆。

愿将旧史同文迹，

写入人民心坎中。

西川将成书法史并图录十二卷

从诗文中可明确，父亲预先已知西川宁先生当时是为完成他的巨著而多次来华寻求考释阙文，故有可能允诺为其守密。这印证我的猜测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时候潘天寿院长主持工作，有记者曾问潘院长：“一般来讲，书法专业应该是办在文科院校，怎么会在你们艺术院校最先创办成功？”潘老很干脆地答道：“因为我们有陆维钊！”我们可以理解：一是陆维钊就是从文科院校过来的；二是教学内容和方式上，虽然艺术院校和文科院校会有侧重和差别，但是陆维钊则是一切按照文科院校的要求，正规地制定教学大纲、教案及讲课提纲等。如果没有这么规范的教学纲要，就不可能有现在书法教育的成果。

当初，浙江美院的教学确实还不是像文科院校那样规范，有的教师不习惯写教案。但自潘天寿院长叫我父亲主持筹备书法刻印科工作后，则完全按文科院校的规范要求开展教学。他坚持必须认真做好教案，并得到潘天寿院长的支持，故浙江美院后来都严格按照教案规范做好教学，使教学完全走上健康发展轨道，这实际上是科学的教学。陈振濂老师有一次也讲到，他就是通过在教学中记录了全部教案情况，然后总结出了一套很好的教学方法，最终还获得了一个奖。

从前我们的书法教育都是师徒授受方式，已延续了数千年。但在面临书法人才断代，师资奇缺，已危及中华书法文化安全之时，仍以师徒授受方式培养人才，那可是杯水车薪了。要想在短期实现书法教育复兴，快速地培养出高质量书法教育师资人才，只有借助现代教育模式，集中能传授翰墨艺术的良师，快速培养出新一代高水平书法教育接班人。

潘天寿先生以他个人的魅力，聚集了当时的一批名家高手。那个时候的教学确实不一样，为了抢救性培养书法教育人才，集中了当时浙江省内的精良师资，老师比学生还多。继1964年暑期新招的三名新生，两届也仅5位学生，而在册老师却有十二位之多，还不包括外聘的指导老师和兄弟省市书法篆刻顾问，例如马一浮、张宗祥、沈尹默、余任天、夏承焘、王驾吾、胡士莹、吕贞白、胡问遂、马公愚、白蕉等著名学者和书画名家，这是很大的一个团队，起了很大作用。如余任天先生诗、书、画、印皆长，尤精篆刻，潘老先生对他的篆刻很赏识。我父亲也对学生讲：“学篆刻可去请教余任天先生。”故他虽不在编制里，但学生治印常会去请他指导。他们这些老先生之间，相互都很尊重、齐心，对学生也很关心、爱护。

潘天寿院长虽然日常行政事务繁忙，但他仍坚持参与教学，除了国画课，他也给书法篆刻专业学生上课，课程安排分工中，他是负责讲草书。

至于我父亲是如何从杭州大学调到浙江美院的问题，可能大家已从邢秀华与鲍士杰先生合著的《陆维钊》传记中，知晓了大概情况。但还有一细节鲜有人知。我则是从浙江省委统战部原部长余纪一先生处得知的详情：当时潘天寿院长发现陆维钊正是他国画系所需的“四全”师资人才，并得知陆维钊是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后，求贤若渴的院长亲自去找分管高校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陈伟达同志，说明为传承国画艺术急需向杭州大学求援师资人才，希望省委能帮助做好相关部门思想工作。陈伟达书记对文化教育很关心，当即把这工作交给省委统战部部长余纪一同志。正好我父亲是民主党派人士，也是统战的对象，于是他就按照组织原则，先后找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进行了沟通，并落实做通杭州大学党委和中文系领导支援兄弟院校师资的思想工作，也即开通了一路绿灯，因此，没过多久浙江美术学院就办妥了我父亲的人事调动手续。

其实，当时（1959年）浙江中医学院刚成立，也急需教授医古文的教师。我父亲能通中医又擅古文，因此中医学院也向杭州大学请求支援，同时也在着手想把我父亲调过去。但因美院潘院长是亲自出马，做通省领导的工作，抢先了一步。按我父亲当时自己的意愿，他是喜好中医，而且他已同中医学院的老教授朱古亭先生约好携手为《本草纲目》作注释，以利中医师参阅。如果父亲去了中医学院，那他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我父亲有时也给别人把脉，诊治过一些病人。我们小时候生病，基本上都是父亲自己开方给治的。我高中时在体育课上曾不慎跌坏了门牙，也是父亲自己配药给我疗伤的。

当时父亲开的药方，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拿出来展示过。我一位初中同学也曾给我看过他母亲当时请我父亲诊疗时开的医方。（今年我父亲诞辰120周年，有几个大型展览，会拿出不少文献资料展示。计划是：平湖陆维钊书画院展馆会有多方面的作品展示；中国美院美术馆以文献资料展示为主；还有西湖美术馆，这是金鉴才老师他们在做的展览，是他们学生收藏的一些作品。其中，肯定也会有方药单展示的。）

《中国古今名医处方真迹集珍》书影

陆维钊所拟医方

讲到我父亲曾研习中医时，我还有一点补充。我父亲自学中医，是源于家境贫寒和乡村缺医少药，他曾目睹多位亲人因病得不到及时医治而离世，故立志自学医学。他还不光是研究中医学，20世纪40年代他还曾研习一些西医书籍。我曾从他的书柜里看到有早期出版的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等书籍，而且他每年都订许多杂志，包括《考古》《浙江中医杂志》《上海中医药》《大众医学》等。可见他当时不光研习中医，还在研究西医，而且他还结交了许多欧、日留学归来的医家。联想当时（40年代）他曾著有《中国书法》（新中国成立后有人再版更名为《书法述要》），其中描述书法创作的行为过程，就运用到了解剖、生理和心理学知识，很完整地反映了人们书法创作活动过程中人的神经、骨骼关节、肌肉的相互协调配合情况。并指出心理于美学欣赏及创作的意义。这正是他从西医学中开拓的新认识，一般艺术家不会去思考，这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理论创新。这让我也感到甚是惭愧，我虽学西医，却还不一定能如此融会贯通地解释清书法艺术创作活动的全过程。所以父亲的美学观念很多时候是基于其他学科的启发而产生的，现今国内外都很重视跨学科交叉知识人才，正是此原因。

潘天寿先生能够发现我父亲，并立即亲自出面办调动，真可谓伯乐识人。我父亲对于潘天寿先生的知遇之恩，也是终生不忘。“文革”中潘院长遭迫害致死，父亲为潘院长题写了墓碑（竖式）。后来家属重修墓时欲改成横的碑，但这时我父亲已病情危重，潘老夫人和潘公子到医院看到此情况欲言又止，不好意思开口。父亲则看出他们有事而来，追问下得知实情，即说：“潘天寿先生的事情我一定要完成。”待潘夫人一走，他就让我们兄妹去拿笔墨纸，要马上在病房里写。我们怎么劝说都不听，怕他生气加重病情，只好依他。但天气寒冷，病房暖气不足，只能在空病床上加一块硬板，再铺上纸写。当扶他起来时可能稍快了，引起头晕呕吐，没有写成，故劝他再缓几天写。第二天上午，他又坚持要写，让我们准备。这次有了经验，起床动作放慢些，起床后再让他坐一会平息喘气。第一次书写他感觉不太满意，又重写，则再次运足全身气力，一口气书就，但不及搁笔就又呕吐了，忙扶他躺下。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诺言，这是他对潘院长知遇之恩的报答，做人就应该这样。所以，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也始终是这样要求的。此后没过多久，父亲终因医治无效而离世。这次用“蜾扁”体横书的潘天寿先生墓碑，也就成为父亲的绝笔。

我是一名医生。我学医，完全源于父亲的坚持。他始终要我们当医生，治病救人。最初要我哥哥学医，但1960年我哥高中毕业时，正值苏联撤走全部专家，我们国家要自力更生，发展科技和工业，这就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那首先就要培养出一批能教高科技的老师。因此国家动员毕业生报考师范，我哥自然是服从学校老师的意见，报了师范。当父亲知道报了师范，很是生气，但知道原委后也就认同了。只是规定我和妹妹一定要学医，并给我们购了整套中医药教材，他自己给我们讲一些中医药基本知识。1964年我高中即将毕业，那时是先填报志愿再考试，填报时他则亲自参与：第一志愿仅有中国医科大学和上海第一医学院，是放在一起同等录取的。但他说：“到北京去上学，要去看你很不方便，还是分开填，把上海第一医学院放在第一格，中国医科大学放第二，能留在上海读书去看你就方便了。”第二志愿也同样，只填了浙江医学院和温州医学院两所。除医学院校外全空格，真有“背水一战”之意。后来，终于如愿被上医录取。父亲很高兴，我开学没多久，他就赶到上海来看我，也是为勉励我好好学习。

父亲让我学的是西医，但在中学时期，他就教我们中医，包括中药。他把所有的药买来，分别包好让我们认，并要求对照书本记住每种药的作用、副作用、适应症和禁忌症，以及每种药的加工制作方法等。他跟我讲，中医也有很多长处，不要把中医的好经验忘了，在你看疑难病时，可能会发挥一些作用。在家里他业余教我们的中医药常识确实在我后来从医工作中得到了应用。我在诊病时，往往除了西医的望、触、叩、听外，还常会观察舌质和舌苔。尤其在我做保健工作时，更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常可在疾病早期发现问题，通过中医调理，及时预防疾病。有一次，发现一位88岁老干部食欲不振，体重下降，但体检（除肠镜未做外）均未发现任何异常，而仅见舌苔如青苔般发绿，又厚又腻。我在中医舌谱图上亦未曾见过。我不敢放松警惕，考虑到是高龄老人，设法用CT模拟肠镜检查，结果发现了肓肠部一较大肿瘤并立即做了手术切除。就在术后第二天，发现舌苔已完全恢复了正常。另有一位95岁的老红军，因肛瘘术后长期不愈，创口烂到里面很深，都能看到骶骨了。已连续用抗菌素两个多月，以致肝肾功能受到损害，但总是不愈，每天清创换药，病人很痛苦。眼见病人日渐衰弱，真是于心不忍，我建议采用中西结合治疗，按西医清创，然后涂上蜂蜜。起初医院不敢，但眼看病人濒临衰竭，不能再延搁了，我说由我来承担一切责任，于是照做。结果仅仅一个月，看着新鲜肉芽慢慢地长出来了，创口愈合，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这也是得益于父亲对我的教诲。勿忘中医的好经验，为救死扶伤，不可有门户之见，将中西医结合才能更好发挥作用。

父亲让我学医，不仅是言传，还重身教。那个时候我在上海读书，到了寒假便乘火车回杭。那时上海到杭州慢车要五六个小时，半夜上车正好天亮到。而那时绿皮车无空调，人多，只有开窗通气。对窗坐吹了一夜风，当我回到家就发起高烧，不想吃饭，人迷迷糊糊地睡了。父亲则给我配来中药煎服。直至夜里，他通宵一直观察，一会儿搭脉，一会儿量体温，还不时给我物理降温，还喂我吃药。我因高烧40℃多，神志糊里糊涂，偶尔醒来却见父亲仍陪在身边观察，我不禁淌下热泪。我明白，父亲这是身教，让我知道要怎样当好一个医生！所以，后来在我的行医过程中，我也是坚持这样做，遇到重大抢救任务，常会几天几夜不合眼。其实紧张的抢救时也根本没有睡意，不可能睡，只有病人病情稳定了，精神才会放松下来，也才能安心去休息。这也是我从父亲身上得到的教益。父亲常给我们讲，学医跟学书法一样，你首先一点就是要学好做人，如果人的品格不好的话，书法是写不好的。同样，医生没有好的品格，你也不可能给病人好好治病。他是希望我能做一个好医生。

父亲平时对我们教育是比较严的，然而我们也得益于此。按道理讲，那时候我们家生活还算宽裕，但父亲对生活计划很周密。每月工资发下来，他首先就是预留下我们四个孩子的学费，一年的学费按每月多少预先留出来。然后是生活费需多少，包括给我们买衣服、食品、用品等。然后他自己要买书、订报刊杂志，占的比例也不小。最后要留一部分机动费用，包括我们生病要花医药费，平湖老家一些亲戚朋友生活比较困难的，要接济一下，以及学校工友有困难时需救济一下等。

父亲的生活很简朴，他自己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要求也是一样。这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利。他自己衣着也很简单，我们也是大的穿不上给小的穿，能补的则补着穿。还有吃饭时，我们小孩都是分菜的，一人一个盘，无论有什么菜都分入盘中，荤素都有，好吃也就这份，不爱吃也必须吃完，因此，我们兄弟姐妹都从不挑食。成年后我们体会到，父亲当时规定分菜，使我们不挑食，营养摄取全面，适应性强，这样对我们的健康成长很有利，使我们受益终生，都养成了很好的健康意识。后来，我在做保健工作时，也经常用这些健康意识做宣教，跟大家分享。

父亲的生活很有规律。他一般晚上都要看书到12点后睡觉，但是睡前都会将他写字台面上的东西清理整洁，包括每天的报纸、信件、书籍及笔砚等用具都按固定位置归放原处。他跟我们讲，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一辈子得益。父亲的记忆力极好，他那时住院已八十岁了，要我回家取一本书，告诉我在床底下，哪个方位，箱子的哪个角上的第几本书，一点不错，甚至要找的内容在第几页他都能讲出来。他所有的线装书看完都要用废报纸包好，且一定要包得方方整整，棱角很规整，就跟部队解放军的被子一样棱角分明，然后用绳子扎好，放归原处。这犹如电脑的文件管理，文档归回文件夹储存，所以就很容易记住，也方便寻找。

父亲对教学很严谨，这可能他是师承下来的，他平时就习惯守时，教学上课更是如此。每于去上课之前，他总会把所有用品准备齐全，必定提早到教室。他不允许学生迟到，上课铃响后，他一进门即锁上。因为迟到者会影响所有同学，并可能造成讲课延时，所以就不让再进教室听课。他上课时会将怀表放讲台上，一般都是把最后内容讲完，正好下课铃响，时间掌握得非常好。这样，散漫的学生开始不习惯，后来觉得也很好，也养成守时的好习惯了。

其实，父亲早就预料到美院学生的特性跟杭州大学的学生风气不全相同。一般文理科学生都比较守时，而艺术院校的学生平时相对来说比较散漫，他们往往会不习惯守时，故他就是要改变他们，养成好习惯。陈振濂老师后来也讲到，他也秉承了这个守时习惯，对他的学生也要求能守时，守时的人定能讲诚信。

要说父亲与沙孟海先生交往，是比较深的，他们俩只差一岁，沙老小我父亲一岁。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在浙江大学同事过，又同样喜好文史、诗词、翰墨、考古等，故常有交流。且沙孟海先生与父亲的南高师同学陈叔亮先生同住于龙游路一处小院，父亲有时让我们陪同去看望陈叔亮先生时，也必定会拜望沙先生。沙老和他的夫人，也时常会来我家做客，故交往亦就多些。

当初，潘天寿院长在浙江美术学院筹建首个书法篆刻专业时，也是我父亲推荐了沙孟海先生。正是因为他跟沙先生在浙江大学同事过，对沙先生的学问和书法篆刻方面的造诣了解得比较清楚，所以就推荐了他。

在沙先生八十大寿时，父亲曾作过《金缕曲·赠沙孟海、包稚颐伉俪并寿孟海八十》：

身世同沤寄。记频年、殷勤磨练，沉灰不起。已分斯文长扫地，何事忽来春意。似石隙、茑萝新丽。海内通才麟凤举，算文章、华国我犹未。书一纸，无他技。

而今重累君能倚。舞雩归、笑谈仓雅，看谁知己。白发孟光同举案，相和梁鸿《五噫》。共厮守、青灯书味。消受江山清晏福，定月圆、花好春无比。西子畔，神仙侣。

其时，父亲已自知病重难愈，故已有意将五位研究生的培养重任托付给沙孟海先生了，故在词中已写下“而今重累君能倚”句。此则可见他们俩的情谊。

关于父亲的书法。陈振濂老师有次在记者采访时讲到，他们最初看到我父亲的书法作品不是原作，大多是照片或影印资料，从气势上感觉，认为这些作品肯定很大。但后来看到原作后，发现作品并不大，很是惊奇：这么小的作品却能有如此大的气势！其实，那时候我们家老房子，本就很窄小，我父亲的卧室，又是他的工作室和会客厅，他写大字，大多是在外间我的卧室兼餐室。最大的桌子就是吃饭时用的八仙桌了，他多是在这张桌子上写字作画。因此，在那么小的地方很难铺开更大的纸了。陈振濂老师说：“真想象不到，你父亲在那么小的地方所写的并不大的字，会有那么大气势，给人以极大的气魄。”他始终无法想象。现在的条件不一样了，许多书法家的条件都好了，因此很多人都喜欢写很大的字。有的人用很大的笔在地上写，实际上就没有能充分运用到腕指关节的灵巧动作，难于突显书法的神韵美。

说到写字，我父亲还有一个特点，无论纸大或小，他写字时从不折纸，拿过来铺好一看，落笔就写，写完刚好到下面，如是对联，两条相拼均能对称。他做人做事都认真，也都有条理、有章法，他说做人和书法写字是一样的，心里一定要有底。

还有，他写字全都是要自己磨墨，从来不用墨汁的，也从不用宿墨。后来，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就让我们磨。磨墨他都有讲究，一定要墨面始终保持很平整。我们有时磨完后，他看到墨面成圆弧形了，就说你不规矩。一定要你磨完后墨面仍保持平整，他这才满意。写大字的时候，需墨量大，他也是要求我们这样磨。我们如果不在身边，他照样是自己磨。写完作品后，他从不浪费余墨，即用来练字，残墨写干了，再加些水，再练字，如此一直到墨色很淡，写不出来了。最后，他一定要把毛笔洗干净，搁起凉干再收起。

他每次生病住院回来，一定要反复写很小很小的字，有时候写的比我们钢笔写的还小。开始我们不明白，后来他讲，病了以后往往眼力会退化，他是要试试自己的眼睛有没有退化、视力行不行；第二个呢，就是试试自己的手抖不抖。越小的字越能试出微小的抖动，应该说他这也是一种自我康复训练，他很重视自己的职业康复。

关于他的书体创新问题。其实，他的创新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也是走过弯路的。最先是方为主，然后变扁，再后来好像又变长过，他是在反复探索和研究的。“文革”之前，关于创新问题，他曾也问过我，说：“我这样写字（指“蜾扁”体字），会不会人家看不懂？”他怕有人批判这个（不大众化）。陈振濂写过一篇论文，其中就谈到我父亲当时的心理状态，披露得还是比较深刻的，讲到我父亲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也讲到了我父亲当时在创新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心理。那时候，我父亲的确是比较矛盾，能不能得到广大观众认可？那时我父亲也问过沙孟海先生，沙先生只是说：“会变就是好。”则是支持他的探索。

“文革”的时候，也是最困难的时候。他的腿本来有病，因批斗时站立时间长了，脚就会肿得很厉害。他一回来就躺下来，将双脚搁高，让两腿血液回流，休息一会后就开始写字。那时候写字，任何人都打搅不了他，吃饭时间我们叫他，他都不应答，反正他就是要把磨好的这些墨全部写完。他的“蜾扁”体就是在那个时候逐步探索成的。他说以前教学、开会多，没有时间很好地来深思。这实际上他是在探究，需要不断地摸索思考。正是“文革”中受批斗的时候，没有其他的干扰了，他就把全部的思想都集中用来探究了。因此，我们也都不敢去打搅他。他就是这样不停地写，不停地探索，一遍遍地把每一个字的结体写得尽可能自己满意为止。所以“蜾扁”体的探索成功，也是在他最困苦的年代完成的。而在“文革”之后，也是晚期时，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已差了，但在养病的时候，他还在思考着改进某些字的结体，他对“蜾扁”书体的探究始终也没有停止过。

陆维钊 篆书《羊角友情联句》条幅

“蜾扁”体最初大家比较认可，主要是岳坟（杭州岳庙内）的那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确实，这副对联刻在石柱上是很有金石气的，有立体感。那个时候写字是不落款的，最后大家要求落款，沙孟海先生拿来以后，跟我父亲讲要补款。我父亲说边上都没有留出来地方，要重写。沙老却说这幅写得很好的，就在这个上边留款。所以这个款是后面补上去的，不很协调，字比较大，款却很小且太靠边上了。那副对联刻出来后，看的人很多，大家也都很认可。从此，来请我父亲写这种字体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我父亲原来也不是学文科的，他最初是跟竺可桢先生学天文的。因为学天文要到野外去作业，他腿患有“流火”，不适合野外活动，只能改专业，后就转学了文科，竺可桢先生对此也很惋惜。竺可桢先生当时对我父亲是比较看重的。我父亲的思想一直是主张学科学，医学应该也是科学的一部分，所以他不大想要我们学文科。因为父亲认为，文科知识对他们来说是基本的修养，书法更是最起码的基本功，他的老师都是这样。那个时候，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如夏承焘先生、胡士莹先生、王驾吾先生、任铭善先生、蒋礼鸿先生，等等，书法也个个都很好。尤其是胡士莹先生，他的小楷书写得绝对是一流的。

（孟云飞转自《大学书法》 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