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属于那种比较能讲的人，无论什么场合，是从不怕发言的。可是，当我告诉大家，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也难怪，毕竟反差太大。不过呢，事实却的确如此。

举个例子吧，我从上小学开始就是学生干部。一年级是班长，二年级是班长和少先队中队长，到了三年级就是少先队大队副。也许是因为在家是小儿子的原因，上面哥哥姐姐好几个，平时在家也没我说话的份儿。当学生干部也是因为老师同学看我老实，学习也不错，这才选了我。当时学校有个规定，少先队员上学必须戴红领巾，还让学生干部在校门口检查。当然，我也是参与检查的人之一。有一天早上，我准备出门上学的时候，妈妈却说我的红领巾找不到了。我一听就急了，天天查别人，我自己却不戴，这算怎么回事啊。可是，上学的时间快到了，只好赶紧去学校。这一路上我心里就在打鼓，同学们肯定会盯着我的。果然，一进校门，就有几个同学看到我没戴红领巾，有个同学说：“还成天查别人呢，你自己怎么没戴红领巾啊？”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委屈的掉了眼泪。看我掉泪了，老师和其他同学过来帮我解围。我下午上学时，戴上了红领巾。为了改变我不太爱说话的性格，学校和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比如赶我上台演节目，让我参加全市故事员培训等。应当说这些方法是有效果的，但如果让我与别人争论，我的嘴仍然不会占上风。

一切的改变在于“文革”，当时，我上小学六年级。“文革”一起，学校停课，父母受冲击，父亲给关了起来，我们这些孩子们自然就没人管了。于是，成天跑到街上参加运动。我家住的地方集中着全市绝大部分省级机关、大中专院校和军区机关，学生多的地方，自然也就热闹。那时候非常流行街头“辩论”，有的红卫兵组织在街上刷标语，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就可以把他们拦住，辩论一番。辩论的人数最多时，以十字路口为界，东西南北有几十堆人在辩论。加上看热闹的人，每堆人少则几十，多由上百。当时的辩论还是很文明的，以理服人，如果有一方论据不足，难免会张口结舌。这时，围观者就会起哄加鼓掌，辩输了的一方就会很沮丧的离去。后来就不行了，有人辩不过对方，恼羞成怒就动手，还说是“触及灵魂”。

在这个过程中，我由一个看客到情不自禁参与辩论。我当时佩服的是山东大学政治系和中文系的学生们，他们真的是出口成章。特别是政治系的学生，引用起马恩列斯毛的观点和语录如数家珍，我头一次在他们口中听说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中文系的学生则是妙语连珠，让人听着大呼过瘾。我曾经问过中文系的学生有一个字怎么读，他引经据典，从读音到字的由来，一个字给我讲了几分钟。这也充分看出，当时的那些大学生们还是真有本事的。与他们相比，其他如山东师范学院等高校的学生差距就比较明显了。有一次，在他们辩论时，我听山东大学的学生讲的有道理，就用他们讲的道理反驳师范学院的学生。结果竟把对方给问住了。山东大学的学生马上现场造势：“大家看看，他们连小学生都辩不过，还敢来辩论？”在一片哄笑中，对方红着脸走了。此后，我一直跟着山东大学的学生们参加辩论，不知不觉把嘴皮子练出来了。